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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沾染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是令人生厌的，健康的领导和下属的关系，不应当是官僚主义体制和文化下的关系。 领导和下属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毋庸回避。恩格斯就曾经写过论权威的文章，说明即便是在未来的社会，比如在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社会、维系社会正常秩序的，依然需要权威。领导和下属的关系，是这样一种遵从权威的上下级关系。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是不用怀疑的，也是不容动摇的。实践证明，无政府主义干不成任何事情。 显然，这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不是封建社会里面的官老爷和下属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更不应当是猫和鼠的关系，而是一种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关系。 这是一种新型关系，它源于共产党人的公仆概念。这是巴黎公社当中实践过的新理念，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倡导的理念。这种理念不光适用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也适用于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关系。它把过去官老爷高高在上、群众低声下气的关系颠倒过来了，不是群众伺候服务官老爷，而是干部要服务人民群众。这就是干部和群众关系的实质。 正因为这样，在我们的队伍里是淡化领导“官”的色彩的。比如一个部队里面负责军事的最高负责人叫司令员，负责后勤事务的叫助理员，做饭的叫炊事员，吹军号的叫司号员，负责教学的叫教员，而不是叫什么什么官，都是为了强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员、战斗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还决定，党内一律不称职务，而称同志，也是体现了反对官僚主义、倡导平等的关系导向。这种关系是基于革命队伍里面的同志志同道合的理念，它超越了封建主义依靠血缘关系论亲疏的窠臼，要求把每一个人都当成平等的同伴来对待，当成“阶级兄弟”“阶级姐妹”来看待，不能因利益关系、个人好恶而区分三六九等，甚至拉帮结派、任人唯亲。 按照这种同志关系，好的领导一定尊重下属，而不是封建官僚般不把人当人。他尊重下属的人格，不是把下属当作呼来唤去的“小喽啰”，当作可以肆意侮辱调笑的“下人”，当成实现个人意图、贯彻个人意志的“工具”。他尊重下属的工作职责和知情权，重视发扬民主，也敢于、善于发扬民主，遇事多通气多商量，抓工作亲力亲为一竿子到底，但又不是越俎代庖。他发自内心地真诚对待大家，讲规矩讲纪律，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也不是文过饰非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他讲道理，遇到事情给下属分辩的机会，对于不能动摇和商量的任务，他不是靠权力压服了事，而是解释说服，努力让人心情愉快地去工作。 按照同志的关系，好的领导一定关爱下属。他关心下属的成长，不光让大家干事情，也注意创造机会，让大家不断充电，开阔视野，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关心下属的生活，体察大家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创造条件给予解决。他注重对下属的帮助指导，不光给任务，而且给方法、给指导，让大家心里明明白白地干事情。 这样做，是塑造健康的同志关系的需要，也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需要。 （二） 领导领导，一是要领，二是要导。 所谓领就是要有预见性。领导不是神仙圣人，不是全能全知，但领导一定要有一种本事，那就是善于把握事情的发展方向和态势。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这段话说明，领导要比群众看得远一些、早一些。事情已经发展起来了，群众都看到了，自己还没有看到，落后于群众，做了群众的尾巴，肯定领导不了。必须在事情发展还处于苗头时期就能有所判断、有所把握，才能算是领导。 比如，党的十八大上，总书记就提出了进行伟大斗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十年来的形势证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决定了我们处于一个形势错综复杂、矛盾交织叠加的时代，发扬伟大斗争精神，是时代的要求。这就是预见性，它使我们把握住了斗争的主动性。 问题是如何才能有预见性呢？领导者必须要学习，一是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二是积累深厚的历史底蕴，拥有广博的知识结构，这是思维赖于展开的基础。三是下大力气开展调查研究，并掌握分析预判形势的方式方法。从外部来说，还必须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这是一个必要的艰苦的长期的过程，非得亲力亲为不可。 有的领导严重依赖秘书，严重依赖下属，工作思考、工作计划、讲话发言，都要秘书或者下属提供，这实际上是一种懒政怠政的体现。而群众最讨厌的领导就是平时摆架子，遇事没主意。 所谓要导，就是要有指导、有引导，也就是要给予下属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要在关键问题、重点问题、疑难问题上给予指导，以自己的引导指导，引发大家的链式反应，既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也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在总书记的著作中，有大量讲工作方法类的内容，比如他要大家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要大家坚持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要大家以钉钉子的精神干事创业，要大家以绣花功夫做好城市治理，要大家以“六个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等。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到手，一定要注重学习其中的科学方法。 好领导，既要领又要导，这和贯彻群众路线其实并不矛盾，群众路线讲的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做领导应当有的价值观念，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依靠群众，是说群众的力量最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者不能以一己之力代替群众的力量。同时，群众路线讲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一个科学的工作方法，领导者必须掌握这个工作方法。因此，如果说领导者比较高明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善于集思广益，集中群众的智慧。 （三） 领导者要想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定盘星，首先有一个暗含的前提，那就是在群众看来，领导是自己人，是自己信得过的人，是遇到事情会和自己站在一起的人。领导如果想让群众有亲近感，那前提一定是把群众真当回事。我们强调领导干部要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这个对下负责就是要对群众负责。 在这个问题上，领导者千万不能自以为是，以高人一等自居，以精英自居，把群众看作是不谙世事的群氓。实际上群众聪明得很，他们的学历、职称可能不如你，但是谁对他们好，谁是真干事创业的，他们心知肚明。 其次，领导者要能够给人以力量和正能量。这个力量和正能量越是强大，就越是让人心里感到踏实。一是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他应该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大的政治定力，既不是跟风派、也不是骑墙派，不会因为蝇头小利而改变志向，不会因为个人得失而首鼠两端。这是领导者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和定盘星，最重要的政治品质。 二是要有强大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每当形势复杂、风云变幻之时，每当人们莫衷一是、举棋不定时，他总能敏感地把握风险苗头，在乱麻中理出思路，在乱局中开辟新局，拨开迷雾见青天。而要有强大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就必须要有扎实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有独立思考的强大能力，有善于把科学原理同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本事。 三是要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须知，革命不是坐而论道，不能止于把道理讲清楚，而且还要把事情做成。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真正的大理论家也必须是大实践家。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也是不能把事情做好的。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四是要善于把众人凝聚在一起，让大家有强烈的归属感。领导者的强大，不光是个人素质能力的强大，更体现在能够使集体强大、组织强大、团队强大。他能够维系整个团队的团结，让每个人都能够在共同的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心里感到安定，感到有希望。这样的领导才能被称为主心骨、定盘星。 遵义会议之前，红军面对敌人的层层封锁和围堵，处处被动，几次处于全军覆没的边缘。红军向何处去？革命向何处去？党内军内虽然不同的人认知水平不一样，信息占有不一样，但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徐特立等几位老革命家，就从政治、历史、文化、领导力等战略高度，认为若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底蕴，论丰富的政治经验等，党内只有毛泽东同志能够肩负起带领红军、走出困境的重任。而基层指战员则从“跟着毛主席就能打胜仗，离开毛主席就会打败仗”这样朴素的事实出发，盼望着毛主席早日回到指挥岗位上来。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种形势是不可复制的，这种伟大历史事件的例子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而没有普遍意义。其实，特殊性中体现着普遍性。各级领导虽然站位高低不一样，肩负的责任不一样，但成为群众的定盘星、主心骨要遵循的原则 、要走的路是一样的。 （四） 好领导应当是标杆，既要做政治上的标杆，也要做业务上的标杆。 当领导，把握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因此，领导应当首先成为政治上的标杆，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具有强大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领导干部要干一行、爱一行、钻研一行，尽可能多地掌握专业知识。我们的政治不是和业务两层皮的政治，这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区别于旧制度官僚和资产阶级精英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学习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誉了白求恩对工作满腔热忱、精益求精的态度，并批评了一些鄙薄技术工作的同志。当然，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样样精通。但领导干部应当有追求，努力使自己成为某一方面的内行。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蒋南翔同志，大学学习的是文科，为了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综合性工科大学的工作需要，他每个学期都要听理工科的课，他听课并不是简单关注教师讲课的态度、内容、方法，而是认认真真地做笔记，课后还要认真完成作业。孜孜不倦地坚持学习专业课程，不仅拓展了他的知识面，也为他办好综合性工科大学奠定了重要的专业认知基础。 我们再看看同一时期的杨勇将军。1960年5月26日，在我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到北京军区某部观看士兵军事表演。表演结束后，蒙哥马利从一位士兵的手里接过一把半自动步枪，随后，他以卧姿射击并连发连中。射击完毕后，他笑着将枪递给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将军。杨将军以站姿射击，结果也是弹无虚发。从射击的难度来说，杨勇将军显然更胜一筹。“梅花香自苦寒来”，杨将军虽然身居军区领导高位，但仍然坚持进行军事训练，无形中带动了军区上下重视军事训练的风气。 在那个时期，干什么学什么，活到老学到老，蔚然成风。贺晋年将军任装甲兵司令，就从亲自学习驾驶坦克开始。段苏权将军、曾克林将军，30多岁开始学习飞行，成为空军最早一批亲自驾机飞上蓝天的将领。 当前，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要求我们必须要打好科技创新的翻身仗，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建立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基础上。同时，我们又处在一个科技革命一日千里的时代，处在人民群众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的时代。领导干部不带头学习钻研业务知识、技术知识，成为行家里手，是不会被群众看得起的，也就会使得政治上的领导流于表面和形式。 实现好党的领导，一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靠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我们号召人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踔厉奋发，撸起袖子加油干，离不开领导干部树标杆、做表率。这如同在战争年代，军队指挥员经常对战士们喊“同志们，跟我冲！” 作者：祁语，前线特约评论员 编辑：燕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