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沈杏林金石浑固生机盎然_艺术报道

沈杏林

【艺术简介】

沈杏林，斋号崇德轩，1967年出生于浙江桐乡，军旅十四载，现为国家画院郭石夫工作室画家，浙江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会员，浙江现代画院画家，湖州市美协会员，并参加何水法高班学习。

作品曾多次发表于《美术报》等专业报刊，入编《中国青年美术家作品集》、《中国书画珍藏大典》等书画类典籍。其刻字作品在“万山红遍”、“南湖峰采”、“锋行钱塘——2011”入展；国画作品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入展；其国画作品荣获“翰墨颂中华”、“民族情”全国书画艺术大赛金奖；国画作品荣获全国书法美术大赛“金鼎奖”金奖。作品入编国家画院寻师工作室师生精粹展，2016年5月赴美国参加硅谷美术馆举办的巜当代墨韵美国行》作品展，2017年7月在钱君匋艺术院举办了《心游》马啸丶沈杏林书画联展。

沈杏林的出生地洲泉系人杰地灵，历史上曾有赵汝愚、吕留良、吴尔勋等大家游过此地，并有吴之振、胡枚、胡匊邻、屈元燨、吴克谐、吴玖、钱汉冲、钱卜年、董篁等皆是艺坛大家。历史的灿烂反映着区域的物华地灵，也预示着未来才人的济济一方，沈杏林便是生长于斯的又一艺坛大家。

绘事除掌握基础技艺之外，若要登堂入室，还需几分胸中丘壑和累月积养。沈杏林幼年便赋有书画方面的先天悟性，随意涂鸦之中亦见有神韵。稍长之后，他便将书画创作视为自己的志业，并矢志不绝。起初师从于著名艺术家王成喜，后进入部队政治部，其间画艺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和提升。退伍之后回归故里之时，画作已经传遍乡里。沈杏林对于书画创作可谓倾其心力，不断研学，先入袁道人家深学书画篆刻，又师从郭石夫、何水法、刘继红、张艺华等名家高研班精研国画，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

艺事之挺进，端赖于作者的直觉悟性，加之深研博学并崇好交游，方能成一代大家。沈杏林谦逊好学，博览群书。东进上海，西入西安，南下广东，北上北京，沈杏林每到一处便谦虚问学，以画会友，感悟文化，博采众长，真正体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情怀。

沈杏林的作品可谓继历史上京派与海派双脉，又自有创新之处，在其中金石风与生机感并存，达到了浑融之境。无论梅兰竹菊抑或牡丹、桃花、藤蔓，沈杏林都能在笔墨中找到自我情怀与物象精神的契合点，营造出充满意蕴的画面。

观沈杏林之梅，有梅鹤同春，亦有梅兰双并，取梅之高洁坚贞品性，表达对生命尊严的肯定。历史上有不少画梅大家，诸如王冕、扬无咎、陈淳乃至金农、吴昌硕，然而沈杏林的梅多是表现出清末以来流行于京海派艺术中的金石风格。这种金石风格最早源于清后期书法领域中碑学对帖学的压倒性优势，碑学开始成为人们研习书法的圭臬，这种精神渗入到绘画领域便孕育了画面上的金石风格。实际上自清以来金石风格便成为了中国绘画上的一个重要风格之一，它与从西方传入的写实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书画的现实主义面向。金石风格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脉和民族性，以篆书的笔法入画，更给人一种浑厚、质朴的感觉。正如《荀子·劝学》中所讲“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以及《后汉书·独行传序》中“或志刚金石，而克扞子强御。”金石代表了生命的坚定，代表了主体对客体的客服意志，体现出主体的完满以及与宇宙精神的连接。

沈杏林画梅笔墨相互得宜，笔之骨与墨之韵搭配得恰到好处又能自成金石之风。或与梅同构于一个画面中，取其“梅鹤同春”之意，或与兰并置，象征高洁与坚贞的人格品性。“梅鹤同春”是一个起始于宋代的艺术主题，无论是绘画还是工艺美术装饰，“梅鹤同春”都因其美观和美好的寓意而成为众多主题中的上选。“梅鹤同春”源于“梅妻鹤子”的典故，宋·沈括《梦溪笔谈·人事二》：“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復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纵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意思是宋·林逋隐居西湖孤山，植梅养鹤，终生不娶，人谓“梅妻鹤子”。因此“梅鹤同春”的主题除了表达作者的坚贞品性之外，还预示着家庭的和睦与幸福。沈杏林的梅鹤同春图中鹤的眼神有如八大的画中鸟的眼神，充满了独立而愤恨之感，表达祥瑞之余，亦体现出沈杏林的心性之正贞。这种品性的表达也可以从画面上的题诗中看出，画面上的题诗实际上是北宋欧阳修《和梅龙图公仪谢鹇》中的两句，“花底弄日影，风前理毛衣。”表达出生命的坚贞独立与畅怀惬意之感。

同样的风格和蕴意情怀都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兰、竹和菊画中，我们可以在他梅兰并置的画面中体悟到一种勃发的生机，这种艺术感觉的营造源于金石风格的融入以及色彩的大胆使用。可以说，金石风格成为了整体画面沉稳的底调，而色彩则是生命在此之上的勃发与跳跃。沈杏林的色彩感是很强的，虽然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用上对比鲜明的色彩，但都不失沉稳，他们之间的冲突和对比都被墨色以及刚硬的用笔风格淡化了，最后整个画面非但不显得不和谐，反倒富有视觉张力，令人回味不已。

从沈杏林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清末民初吴昌硕的影子，无论是绘画本身还是画面中的书法，都有着浓郁的金石之气，我们也可以从更早期的大家诸如赵之谦和任伯年等人的画面中看出这种风格，然而真正将金石风格发展到顶峰的确是吴昌硕。沈杏林在艺术创作中，虽然借鉴吴昌硕的风格技巧，但并非全然模仿，而是根据自己的心性游于艺事。因为在沈杏林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吴昌硕的金石风，还可以发现明代著名没骨大家陈淳白阳的风格，后者的烂漫之气与前者的沉稳敦实相互映衬，共同营造了完满和谐的画面。在沈杏林的画荷以及桃花、牡丹中，我们同样能看到一种生命的烂漫以及蓬勃的张力，无论是荷之墨韵，还是花之异彩，都彰显着一种舒展而又光明的生机。

沈杏林的作品实际上是自己的心性所致，他在生活、读书以及交游的过程中修炼自我，感悟艺术，并将两者相互融合，这实际上是中国自古以来儒家所倡导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情怀。《中庸》首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可以说，沈杏林追求的是一种博大的人格，并将这种人格体现于艺术品中，此时他的书画作品便是道之载体。沈杏林以其格物致知的精神，对艺术的热爱，以及人格的诚挚谦虚，真正实现了艺术上自我风格的创造，且能在其中游刃有余，不失为人生最大的幸运，此正是所谓得道者多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