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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画革新的背景中，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李梓盛等六人的200余幅美术作品在北京展出，随即引来美术界长达两年的热烈讨论。此后，“长安画派”便伴随着热议、争论登上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历史舞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在新中国绘画史上极具个性和代表性的绘画流派，经历了一系列艺术思潮的变化和政治风波的影响，其代表性艺术家均已作古，文献资料所留甚少。关于“长安画派”发展流变的历史过程仍有很多地方值得深思，代表画家的艺术思想和生活细节还有许多未解开的谜团。 若要对“长安画派”的成长历程、命运起伏、艺术价值等重要问题进行全面考察和客观评价，有限的文献资料往往会显得捉襟见肘。因此，“长安画派”历史元真面貌的还原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就很难有所突破。王朝闻曾撰文回忆石鲁所作《转战陕北》的命运遭遇，他在文中深有感慨地说：“……石鲁发表了有条有理的有关回顾。如果来得及把他这次发言录下来，他的发言对于现代美术史的研究，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依据。”王朝闻的这句话启发我们，在“长安画派”研究中采录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实际上，“长安画派”的研究呼唤一种新的视野，急需引入新的研究方法。 关于对“长安画派”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正逐渐进入相关研究者的视野。近几年来，关于“长安画派”的一些访谈录和口述回忆性文章也偶见于报纸杂志，如由赵振川口述、经李鸿照整理的《从束鹿赵望云到长安画派——赵振川谈赵望云》，由赵季平口述、李满星执笔的《赵季平：父亲赵望云的艺术人生》，《中国梵高，铿锵石鲁》一文中有广州日报社的记者对石鲁夫人闵力生的采访记录，石鲁的女儿石丹和儿子石果以“口述”的形式发表了《狂狷石鲁与他走过的时代——画家儿女眼中的画家父亲》，方济众艺术研究院的吉武昌等人以《对话方济众》为主题对叶坚、崔振宽、赵季平等人的口述访谈等。 值得关注的是，以西北大学艺术学院的屈健、刘艳卿等为核心力量的研究团队在对“长安画派”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搜集整理了大量关于“长安画派”的口述资料。由刘艳卿和屈健主笔的《多元描述：口述史视野中的“长安画派”——兼议口述史方法及其问题》一文，大量引入口述资料，并将侧重点各不相同的口述记忆综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整理，再结合相关实物（作品）、自传、回忆性资料和研究性文章等加以相互佐证和考察，在多元描述的基础上对“长安画派”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更符合历史本原的梳理。在综合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文章指出，“长安画派”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即孕育诞生——合力发展——逆境流变。把深藏于见证者和知情人内心的记忆纳入“长安画派”研究的范畴，无疑为“长安画派”的相关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将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引入对画派的考察，确乎为“长安画派”的进一步推进带来了新的力量。因此，该文章在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也对“长安画派”的研究方法做了有益的探索，为“长安画派”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 “长安画派”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长安画派”的研究应该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多维突破。对口述史方法的谨慎使用，或许会为“长安画派”研究打开新的视野、带来新的生机。（文/贾峰，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