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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理想，学生的实践 ——论子夏的“西河儒学”暨“大一统”理论的形成对华夏民族大融合、大团结、大统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吴运洲(子夏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一、老师的理想 人们提起儒学及孔子，总是褒贬不一，争论不休。首先想到他就是一个教师爷、道德模范，甚至有人认为他思想保守落后，倾向于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反对变革和创新，其实大谬不然。年轻时的孔子就是一个革命派，改革家。而且“革命”一词正是孔子发明的。为什么他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负面影响呢?是因为后世的各个王朝为了统治所需将儒家学说刻意删改、扭曲甚至断章取义。被统治者利用之后变成了愚民的工具，只让人们愚忠，只放大了统治者要求放大的部分，而那些不利于统治者的思想和言论，就不被重视了，尤其是“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甚至被雪藏。 另外，孔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被有些人无限抬高过度神化，也导致孔子形象受损，增加了误解。而“罢黜百家”的意义就是在于禁锢思想和文化。人们也就被禁锢在被改造的儒家道德里面挣脱不岀来。这并不是真实的孔子。如果这样评价他在中华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未免有失公允。他就是华夏本土成长起来的伟大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政治社团的创始人、中华文化的伟大旗手、世界仅存文明古国的文化奠基者。他的思想不应被视为古代遗产，而应被视为活生生的智慧源泉。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我们仍然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如何平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道德和品格的坚持。 1988年诺贝尔奖获奖者汉斯内·阿尔文在巴黎共同宣言中代表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言中说：“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年前，从孔子那里重新寻找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这说明儒家的根本智慧和核心价值从来没有过时。它正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来自东方中国的古老文化和智慧将会成为解决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把金钥匙。 孔子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封建奴隶制社会条件下就提出实现“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思想及“大一统”国家概念，轹古切今。这些思想一直是我国古代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大同社会愿景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原始共产主义初形，比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学说早了二千多年。这才是中华民族最珍贵、最重要、最核心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从这里可以找到答案。几千年来从孔子和追随他的弟子们及历代的先贤哲人为追求这一伟大的梦想，为华夏民族的文化传承，民族的生存发展前仆后继，为寻求适合华夏多民族融合、团结、发展的道路探索，一步也没有停歇下来。虽然从夏、商、周封建的奴隶制社会演进到秦帝国华夏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延续更迭至满清帝国再到中华民国，都没有找到一条适合国家及民众生存发展的道路。在我国近代思想史上，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都被看作“大同”方案。作为当代我们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也是大同社会的一种形态。甚至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仁人志士在为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继续寻找着、奋斗着，探索着。遗憾的是二千五百多年过去了，仍未达到孔子期望的大同社会目标。虽然我们已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尤其是近代改革开放的这一时期，已超越了中华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太平盛世，但与圣贤们的理想及人民的期待还有差距。 尽管实现目标的过程曲折漫长，但有幸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看到了希望。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一天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正在带领中华民族全体同胞砥砺前行、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怕牺牲，经过短短几十年的艰苦卓绝奋斗，已经达到了最接近这一目标的时刻。早在晚清时期的名臣李鸿章于甲午战争爆发前20年已经嗅到了世界正在兴起的变革和列强环伺的危机。他提出：“中国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指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政治文化受到外族列强冲击的局面。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鸿章也提出了革新图强的意愿，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他们没能看到的是，时隔一百多年后的新中国在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带领下，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复变化。2021年7月1日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布“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全球瞩目。总书记提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指的就是这一历史阶段。这无疑是对当今世界形势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中国人民已牢牢抓住这一战略机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指日可待。华夏各民族同胞对中华文化高度认同，政治制度的高度自信，华夏民族将会重新屹立在世界之巅，并将引领世界的发展潮流及前进方向，从而实现历代圣贤们提出的“世界大同，天下为公”的伟大使命。  二、学生的实践 “大一统”最早出自《春秋公羊传》一书。这是一部专门解释《春秋》的书，在阐释孔子所编作、传授的《春秋经》时概括、总结出来的。但实际上，在孔子的诸多论述中已经蕴涵着“大一统”的思想理念。 《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最早的作者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是孔子学生卜子夏的弟子。公羊氏释《春秋》开始只是家学，口耳相传，一直到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才将其“著于竹帛”。所以后人认为《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是汉景帝时的公羊寿，也就是说，将“大一统”理论用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应该是汉朝初年的事。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处提出了重要的政治思想。这里的“大一统”，其基本含义是：以天下统一为大。“大一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理念，也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理想局面，贯穿古今。 《公羊传》中，他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这一理念是以“大一统”为最高目标，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国家政统和法统的根本;是对王朝由已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是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理念。后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文化、地域、民族的高度统一。 春秋三传均出自子夏创立的“西河学派”又称“西河儒学”。老师孔子去逝后，子夏讲学于魏地西河，向弟子传授六经，其中对《春秋》的讲授尤为注重，体现了子夏本人经世致用的思想。 《春秋》三传为《公羊春秋》、《左氏春秋》及《谷梁春秋》(公羊春秋的作者公羊高、谷梁春秋的作者谷梁赤都是子夏的亲传弟子。左氏春秋作者经考证，被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就是卜子夏)。 子夏传《春秋》，将历史学导入政治。最注重的首先是“微言大义”，后来传授于公羊学派，形成对汉初政治影响极大的“春秋公羊之学”。汉代著名大思想家董仲舒即是这一派的传人。董仲舒继承发展了《春秋公羊传》的理论。他讲“《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是说：封建的“大一统”是天地古今之道，是不可改变的。有了“大一统”国家必须具有适应这种“大一统”国家的思想。只有上下统一，才能保证法制政令、规章制度的畅行。由此认为，统治者要长治久安，要保持政治统一，必须实现思想统一，因而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全面意义的“大一统”。 儒家“大一统”思想正是经过董仲舒的论证、改良而大大丰富，并以较为完善的理论形态出现。这标志着儒家“大一统”思想经过千年理论和实践的反复酝酿而最终形成。 晚清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也都属于公羊学派，主张经世致用、变古适今。这一派思想传至日本，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子夏极其注重春秋时代的史实故事，此在《左氏春秋》中保存最多。另一方面，子夏也注重训诂之学，这一学派即《谷梁春秋》。 以现代观点论之，《公羊春秋》注重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而《左氏春秋》注重于史料和政治历史，《谷梁春秋》则偏重于语言分析哲学。如果说孔子开创了《春秋》之学，则子夏正是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而形成上述三大学派的最早传承者。 孔子去逝后子夏受邀从鲁国来到魏国，被魏文侯尊为老师，在西河仿照老师孔子设坛讲学，为魏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为魏国吸引了众多治世精英，并在魏国创立了著名的“西河学派”。“西河学派”影响力巨大，这里的新思想、新主张迅速在各国传播开来。 这一时期的子夏治学思想明确，在传播儒学基本思想的同时，提出了改善民生的多项政治主张，结合时政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史观，表现出更为务实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时俱进的处事方法。 子夏除了为魏文侯提供治国的方略外，还指导弟子们在魏国进行了大量变法革新。因此，魏文侯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使得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中原霸主，并取代了鲁国成为各国的文化传播的中心。“西河学派”对魏国文化政治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魏国的李悝：改革家、魏国称霸的奠基人、中华历史上第一部《法经》作者，被国君任命为魏相，主持变法，鼓励百姓精耕细作，种植多种作物，且开创了国家干预农业生产及粮食价格的新模式，从而避免了粮价混乱及因天灾导致的饥荒。 吴起：军事家、兵家鼻祖、魏武卒军队创建者，与孙子并列史称“孙吴”，有兵书传世。魏武卒战力惊人，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最精锐的部队，多次击败秦国，夺取西河之地，为魏国的强大屡立战功。吴起通晓儒、兵、法三家思想并将其融会贯通后支持了魏国、楚国的变法运动。 商鞅：政治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秦国变法第一功臣，有《商君书》等传世。商鞅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与同时代的李悝、吴起都在中国的“伟大改革家”序列里，都是祖师爷级的人物。他们均为子夏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曾跟随子夏学习。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魏国按子夏的变革思想持续发展下去，统一六国的一定不是秦国。事实上却是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国成功的重要基础源自子夏在魏国的改革成果。商鞅是带着子夏的变革思想，拿着李悝的《法经》去了秦国，效仿魏国与秦孝公合作开启了秦国的变法之路。最终，国力逐渐衰弱的魏国被秦国所灭，成为始皇帝一统天下的垫脚石。 由此可见，卜子夏是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中由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一位枢纽人物，名震当时，学泽后世，是孔子经世思想的嫡传弟子，是法家政治思想的先驱，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思想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乃承上启下的大师级人物，是孔子衣钵的真正传人。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熹《朱子语类》) “如无卜子，仲尼之学当泯灭于史册。仲尼之学，渊源在于《易》，宗旨在于《春秋》，惟卜子能得其神髓，故仲尼独器之”。后世的评价，卜子夏当之无愧，实至名归。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语，被高悬于象征世界和平的联合国总部，借以表达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的心声。他的“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己矣”一语被镶嵌在美国芝加哥文化中心。这都说明卜子夏的思想理念既被中国认可也被世界认可;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春秋》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大一统”思想不仅在秦汉时期对于国家的统一、文化价值的整合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之后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巩固了共同理想，促进了中华一体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中华民族自此崇信“大一统”。“大一统”也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和图腾。 经历了秦汉四百多年的“大一统”之后，天下各个不同区域的民众，形成了很强烈的国家民族认同感。无论身处河西走廊，还是生活在江南烟瘴之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自己是汉朝的子民，以自称汉人为荣。从此有了汉字、汉语、汉人、汉服、汉姓、汉俗等词语。如：其他民族学习汉人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逐渐被汉人同化的过程就叫“汉化”。 诗经有云：“维天有汉，鉴亦有光”。 也就是在这四百多年来，汉民族、汉文化大体形成。此后的两千年里，汉民族始终是中华大地的主体民族。这正是两千多年里统一的重要根基。假如中华各地依然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很难想象他们是否还能长久地统一在一起。古代先贤的智慧保障了中华多民族大融合、大团结和大统一。 2019年9月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秦朝‘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可以追溯到儒家学派的圣贤孔子、卜子、孟子、荀子等等。还有儒家弟子及再传弟子们一代一代传承、改良、创新、发展才使“大一统”观念对于华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华夏各兄弟民族在“大一统”的思想基础上逐步凝聚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并进而形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最终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民族——中华民族。 “大一统”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追求，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一脉相承、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三、艰难的探索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所描绘的社会美好篮图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是中华思想史上，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璀璨夺目华章。 孔子的大同思想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对于天下大同的理想，孔子提出了“天下为公”政治理想，主张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社会达到一种高度的和谐与公正。他认为，通过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整体进步最终可以实现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 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就能提出这么美好理想的社会愿景，表达了华夏先民对公正、团结、和谐、互爱、幸福的向往，对自由平等、天下为公的向往，表现出高尚的追求和境界，也表现出华夏民族的博大襟怀。 康有为《大同书》提出建立“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世界，表达了他对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著名演讲中提出了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他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没有贫富悬殊和少数富人压迫穷人的不公正现象。全体人民生活上幸福平等完全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真正做到古人所说的“公天下”。 马克思理论和共产主义在中国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离不开古今儒家大同社会思想为其奠定的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大同世界的理想则更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道德伦理和文化传承，更能被我国民众所认同接受。 两千多年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接受、消化了儒家的传统思想(例如：忠、恕、孝、悌、仁、义、礼、智、信等)。所以，我们国家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从“小康”到“大同”的社会理想最符合中国的国情和民心，也是我们终将实现的目标。 “重义轻利”、“天下为公”等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导向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斗争实践就是将“天下为公”的理想真正变成现实，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作为一切行动的初心和纲领。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 “共同富裕”、“世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句句不提天下大同，句句包含着天下大同思想。由此可见，能实现天下大同的必然只有中华民族。因为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使命。天地对中华民族的锤炼历经千年。中华文化再度复兴之时，东方甘霖惠泽苍生。 换言之，“大同”社会的实现基础首先需要的是国家稳定和统一。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作为保障，“大同”社会理想将是一个永远难以企及的憧憬。在当今世界，实现“天下大同”的重要性得到了亿万民众的广泛认可。而中国的统一，正是实现天下大同的重要前提之一，所以国家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四、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有适合新时代发展特征的新理论、新模式。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不断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始终保持对国家统一性的追求，建设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愿天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历代圣贤们追求的“大同”社会及国家完全统一早日实现。 2023年11月10日 (为纪念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学大师卜子夏诞辰2530周年。) |
